B43 (第2/9页)

 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，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，那一年国务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，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区的民族调查。勘界行动开始以后，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。

    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，我却是其中之一。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间，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，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。五十年代是个年轻的时代，而且到处都缺人，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，已经被当成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家了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。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。夏天天气干燥炎热，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。５０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，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，彼此常有马帮来往。境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，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。他们语言相通，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，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。

    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，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。

    太阳很大，我一直低着头，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。

    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，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，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。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，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，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。

    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，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。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，苦难，愚昧的生活境遇，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。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