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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们照旧念书，运动，社交，而他无法欢乐着他们的欢乐，享受着他们的享受。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冷眼旁观，就如同一个局外者。尽管他生在此地，说一口无可挑剔的英文，尽管伯克利是出了名的左派大学，Free speeent 在当时的校园里已有萌芽。但他还是觉得身边人的所说所为，跟他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，甚至不在一个时间轴上。当他的同学对世界时事侃侃而谈的时候，他只想对他们说，你们连这个岛都没出过，你们根本不知道彼岸发生了什么。

    最终，当他说出自己的打算，父母并不算太意外，他们一直都很懂他。

    母亲只是说：“你知道你父亲没办法回去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，”他点头，“我已经成年，可以一个人走。”

    然后，父亲又道：“如果那一边也只想听到故事里的一部分，你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才答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想看看那边的事。而且，我相信世界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。”

    那一幅铁幕不会永远横亘在大洋上。

    一阵沉默之后，母亲才开口：“从前有人对我说过，战争是过眼烟云，只有他写的东西才是永恒。”

    “那人写的什么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母亲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1956年的夏天，他上了从旧金山开往夏威夷的邮轮，到了那里之后，再搭船去新加坡。他旅费充足，却还是找了个随船的工作，一路打着工下了南洋。他给母亲拍去电报，母亲回电说，自己也曾在货轮上帮过厨，那时也是跟他一样的年纪。

    船到码头，有一位鲍德温先生来接他，是父亲从前合伙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