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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卷阅读116 (第3/3页)
与腐败分子冰火不容而遭到排挤,或是直接投向革命阵营。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,就与这种形势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。革命最困难的时候,一个已被迫脱离革命但仍保持着理想主义特质的人物黎天才,仍自觉地为革命做工作,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革命的最后阶段,另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得一眼就被人看出(如杜聿明)的郭汝瑰投向革命,在决战淮海中起到了普通革命者起不到的作用,极大地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。尽管他们个人并不一定能够享受到革命胜利成果(如郭汝瑰在革命胜利后只能以起义将领身份参加社会活动,至少到1981年杜聿明去世时还不能透露真实身份。黎天才甚至在革命胜利后还被判了无期徒刑,最后病死于狱中),但依然无怨无悔地为革命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这样激动人心的革命潮流,看来眼下并没有出现。 以后的很多天里,杨惠娟一直苦苦琢磨这个问题。暴力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高形式,但对社会破坏程度也极其强烈,时机不到或者说若非万不得已,不可轻易使用。起事之前,他们看到的都是对发动暴力革命有利一面:腐败的猖獗、官员的颟顸、人民的愤怒,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。但一旦走上这条路,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。人民虽然痛恨腐败,但衣食无忧,社会安定是他们首选。官员也并不全是贪鄙无能,她看到的至少有李哲原夫妇这样的例子。难怪黄振邦要将矛头转向唐汉独立党里那些理想主义者,其用意不就在人为“催熟”暴力革命条件,但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吗? 重新开庭后,官方选调了一批专业理论研究人员做公诉人,每到“十美”宣传“革命理论”时,便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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