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舟沉千帆过，树病万木春 (第6/7页)

学”。“经学”指儒教经典。

    刘备对“经学”毫无兴致。其兴趣大抵在“诸子学”，主要在兵家与法家。与曹cao相似。

    从刘备遗言中，不难看出其平素阅读的、大抵都是《汉书》一类的史学、以及《六韬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商君书》等法家著作。对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等儒教经典，则嗤之以鼻。

    （先主遗诏敕后主曰）间暇历观诸子及《六韬》、《商君书》，益人意智。闻丞相（诸葛亮）为写《申》、《韩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六韬》一通已毕，未送，道亡，可自更求闻达。--《诸葛亮集》

    从刘备的放达行为中，也不难看出，其基本未沾染儒教影响，完全呈现出“原生态”级别的市井色彩。

    刘备集团的执政方式，是非常典型的“法家政治”。

    其实寒门出身者、必然走上集权之路，无一例外。

    因为士大夫的“门阀政治”，要求“共治天下”。且地方大族在长久的土地兼并中，田连阡陌，部曲众多，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。士族的存在，必然会分割君主的权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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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崛起布衣的枭雄，其“基本盘”大抵由寒门武夫、与中下级地主组成。这群“新贵势力”绝不会允许旧贵族的复辟，故会通过集权手段，进行利益摊派。本质就是“对蛋糕的重新划分”。

    刘备集团中，核心领导层基本没有“高门出身的旧贵族”。虽然因为“眩惑远近”的需要，安排过些许养老职位，比如许靖、射援、王谋、马超等人，但实际这些“有名无实”之徒，并不参与蜀汉集团的决策。

    关于此事，详见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